最近中国一些行业出现了个别民营企业老板自杀事件，一些人认为是如房地产行业下行周期滞后传递到相关下游行业的反应。经典经济理论认为，自由市场经济微观主体如家庭、企业“天然”有强烈顺周期行为，即经济上行阶段过度自信乐观、加杠杆，经济下行阶段过度保守悲观、去杠杆，因此宏观经济也必然出现波动和过剩。大萧条之后，凯恩斯主义大放异彩，各国“有为政府”“计划”、“管理”宏观经济，逆周期调节，熨平经济波动。次贷危机以来，国际社会对微观主体顺周期行为尤其关注，在金融领域特别重视逆周期监管。各国政府宏观逆周期调控和宏观审慎政策逆周期、跨周期监管有力防止了经济顺周期性。
中国宏观调控部门也与国际社会一道与时俱进，2021年更是提出“跨周期调节”，与逆周期调节成为熨平经济周期有力武器。但是，中国经济发展的深层逻辑却存在放大经济周期的因素，主要通过几种方式放大了“企业经济周期”和中国经济波动，使得经济顶峰更高，低谷更低更久，因此不能不引起格外关注！具体说，“有为政府”通过以下途径“放大”了经济的顺周期性。
一、市场经济微观主体“天然”顺周期性
任何行业都有周期，整体的市场经济运行是否应该也有周期？作为形形总总行业加总的市场能否抵消掉行业周期，呈现总体平稳，或者出现更大范围宏观经济波动？关于宏观经济波动，世界顶级经济学家提出了各种假说，如太阳黑子论、卢卡斯货币扰动论、普雷斯科特等实际经济周期真实冲击论、熊彼特技术创新论、卡莱斯基等政治经济周期论。凯恩斯学派经济学认为政府可以熨平经济周期，自由派经济学家却认为政府也是经济周期的根源。次贷危机爆发之后，国际社会引以为傲“大缓和”宣告失败，证明世界经济周期仍然存在，消灭小周期必然酝酿大周期。
中国经济周期也很明显，股票房地产市场存在买涨不买落，而且上涨和下跌周期相当漫长，民众信心也起伏波动。80年代中国平均经济增长率9.7%，90年代10%，2000年代10.4%，2010年代下跌到7.7%，2020年到2024年只有4.9%。为了熨平经济周期，历届政府采取各种方式，如2004年之前通过改革保持稳定，2005年以来加权宏观调控保稳定，2014年以来强化供给侧结构改革等。
二、中央经济增长目标强化了地方经济增长目标
改革开放以来，为了克服过去极左“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极端错误，政府提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但实际工作中却演变成为“以经济增长为中心”。次贷危机之前，2005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我国正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经济应有较快发展”，各省政府在中央政府8%的经济增长目标基础上不断加码，结果2005年到2011年经济增长率分别是11.5%、12.7%、14.2%、9.7%、9.4%、10.6%和9.5%。
从2012年到2014年，由于各种原因，中央政府下调经济增长目标到7.5%，2012年中国最大经济中心上海市经济增长目标最低，只有8%，但是仍然高于全国水平，2013年上海经济增长目标全国最低7.5%，开始与全国水平一致，2014年经济增长目标最低的依然是上海。
2015年全国经济增长目标下调到7%，上海当年未设置经济增长目标，而山西（2014年只有5%）、辽宁（2014年只有5.6%）和黑龙江（2014年只有5.3%）设置经济增长目标6%，低于中央政府目标，考虑到上年经济增长率，其实这些地方政府已经“很努力了”（当然也存在上年基础较低的侥幸）！显然，一些地方政府“高”经济增长目标已经难以为继。此后，低于中央经济增长目标的省份不断出现。即使如此，各省负债率却不断提高，核心原因是维持硬性经济增长目标。
三、中央、地方增长目标强化了企业顺周期性
客观说，各国企业都存在普遍顺周期行为，即经济上行期间加大投资力度，经济下行阶段减少投资力度。中国企业顺周期行为更加“强烈”。一是国有企业包括中央国有企业和地方国有企业，因为隶属关系等原因，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都对其拥有一定所有权和控制权，因此可以在经济上行阶段游说或者命令其“多块好省”加快发展“出政绩”，导致经济过热，在经济下行阶段劝说“靠前发力”与政府“同呼吸共命运”，结果企业不能及时止损，灵活应对周期。
另外，中央和地方民营经济，尤其是地方民营企业，也受到地方政府“顺周期”行为的干预，在经济上行阶段不断加码、投资、扩张，原因是地方政府背书。今年4月纺织大佬毕光钧坠楼，5月电梯巨头刘文超从写字楼跳楼，6月百亿上市公司董事长沈康明突然离世，7月靓家居创始人曾玉洲坠楼，问题都是债务问题，债务问题都与企业存在强烈顺周期相关。娃哈哈创始人生前荣耀和死后“鞋破”，少林寺掌门人出现千年丑闻，核心问题也与地方政府为发展经济、对龙头企业掌门人违法违纪和违背公德行为视而不见、包庇纵容、掩人耳目有关。
四、经济增长目标和企业“大而不倒”顺周期
2015年以来，中国城市化率开始下降，2014年只增加了2.02%，2015年增加了1.58%，2016年增加了1.51%，2017年增加了1.4%，2024年只增加了0.84%。同时，2013年以来，中国总和生育率不断下降，2015年下降到1.67，2025年中国总和生育率已降至1.09，远低于维持人口稳定的2.1更替水平。
房地产业是城镇化问题，是人口问题。2016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敏锐提出“房住不炒”。但是地方政府土地财政、恒大等房地产企业却依然不断增加杠杆，一个原因是企业存在“大而不倒”的侥幸，另外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地方政府鼓励游说和背书。
五、完善居民社会保障体系减少经济顺周期性
任何事物都有周期，宏观管理部门要调控真实周期，如人口周期、创新周期、国际竞争环境周期等人力难以短时间改变的因素。对于短期周期和经济周期，宏观调控部门只能是熨平波动，而且必须是在尊重长周期基础上熨平短周期。必须明白任何经济政策短期都难以改变长周期。
中央经济增长目标必须符合长周期，防止过高的经济增长目标“绑架地方政府”、地方政府扰乱企业周期、导致风险矛盾积累后置。为此，学习成熟市场经济国家经验，完善居民社会保障制度，提高最低保障水平，为微观主体居民应对经济周期提供保障和底气，而不是一味绑架企业。
经济发展不是打仗，可以毕其功于一役。经济发展要顺应长周期，在不断优化长周期基础上逆周期调控。从发展角度看，中国经济“流水不争先，争滔滔不绝”。因此，宏观部门要做的是铺路、造林，尊重企业投资安排，而不是“全民总动员”“多快好省”造兵马俑、修万里长城。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