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志刚，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研究员、中国人民大学国际观察员，经济学博士，国际法博士（第二专业），主要研究国际投资、企业国际化、区域国别与全球领导力等领域，主持参与了中央财经委员会办公室、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中国人民银行、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商务部、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等国家部委及地方政府、跨国企业委托的重大课题研究100余项。在《新华文摘》《投资研究》《金融理论与实践》《中国科技论坛》《江淮论坛》《上海金融》《区域经济评论》《Financial Engineering and Risk Management》《Journal of Global Economy, Business and Finance》等国内外学术期刊发表学术论文20余篇。
以下是访谈实录。
敦志刚问：改革开放开启中国融入全球化的进程，其中吸引外资和对外投资占有相当的权重，中美作为全球两大最主要的经济体，从双向直接投资的锐减和安全化上可以明显感受到两国关系的转型，你如何看待中美双向直接投资未来的走势？
敦志刚：首先，从美国对中国直接投资走势看，基础雄厚但短期承压。美国是中国重要外资来源地，投资基础稳固、效益显著。目前，超7万家美企在华投资兴业，累计投资额已超过1.2万亿美元，年利润超过500亿美元，标普500成分股中70家企业营收的12%以上来自中国市场。中国制造业成本优势、产业链配套能力和消费市场潜力，持续为美企提供增长动能，如特斯拉2024年在华销量达65.7万辆，创历史新高。尽管地缘政治影响下，2025年计划在华投资美企比例下降，但中国仍连续三年位居科尔尼外资信心指数新兴市场首位，2024年实际使用外资1162亿美元。这表明中国仍是全球资本长期配置的重要选择，美企若减少在华布局，将错失中国发展红利。
其次，从中国对美国直接投资走势看，贡献显著但受阻加剧。中国对美投资为美国经济带来资本与就业，但近年面临严格限制。截至2024年，在美中资企业超7000家，美国中国总商会中资会员企业对美投资超过1400亿美元，创造就业超百万个，金融投资中持有美债7590亿美元。然而，美方持续扩大投资审查范围，2025年出台的“美国第一”备忘录将限制领域从半导体、人工智能延伸至生物技术、航空航天等，严重制约中资企业公平参与机会。然而，美方持续扩大投资审查范围，2025年出台的“美国第一”备忘录将限制领域从半导体、人工智能延伸至生物技术、航空航天等，严重制约中资企业公平参与机会。根据美国经济分析局（BEA）最新数据，2024年中国对美投资仅5.89亿美元，同比降9%。这些措施与美国“制造业回归”目标相悖，不仅阻碍中资进入，也削弱美国吸引全球资本的能力。
最后，从总体趋势看，中美双向投资关系面临挑战，但中美互为重要双向投资伙伴，互利共赢仍是长远之道。美企依赖中国市场维持竞争力，美国经济需外资支持就业与资本注入。据联合国贸发会议报告，2024年全球FDI下降11%，可能面临连续三年衰退。中美分别作为全球关键增长引擎和创新中心，通过投资合作可提升资源配置效率，减少重复投入，增强技术创新与产业升级协同性。双方相向而行，不仅有助于纠正全球投资失衡，更能为人工智能、绿色转型等新兴领域提供稳定规则框架，增强发展持久性，为全球经济复苏注入确定性动力。
问：目前热战包含俄罗斯与乌克兰战争、以色列与巴勒斯坦的战争，一个是联合国常任理事国主导的地缘政治冒险，一个是籍由民族宗教历史怨恨带来领土征服和控制人口的饥荒战术。大国和地区强国的进攻崇拜与武力回归是否意味着联合国权威出现新的衰弱？这对全球安全治理提出了哪些新的挑战？
敦志刚：一、大国进攻崇拜折射联合国权威新衰弱，国际秩序面临重构。当前，俄罗斯与乌克兰冲突、以色列与巴勒斯坦争端等热战事件，凸显出大国和地区强国凭借武力手段追求地缘政治目标的趋势，这确实意味着联合国权威出现新的衰弱。首先，联合国安理会作为全球安全治理的核心机制，其决策效率与公正性受到严重挑战。例如，常任理事国滥用否决权，导致在乌克兰危机等问题上无法形成有效决议，削弱了多边主义框架的权威性。其次，地区强国通过单边行动绕过联合国体系，如以色列在巴勒斯坦的军事行动，直接无视国际法和联合国相关决议，反映了联合国在约束成员国行为方面的能力下降。最后，这种武力回归现象加剧了全球治理碎片化，助长了“强权即公理”的旧有逻辑，与习近平主席在上合组织天津峰会首次提出的全球治理倡议所倡导的“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背道而驰，凸显出国际社会亟需强化多边机制以维护联合国权威。
二、全球安全治理遭遇前所未有的挑战，呼唤新型国际合作。大国武力回归不仅削弱联合国权威，还对全球安全治理提出了多重新挑战。其一，人道主义危机急剧恶化，冲突导致的饥荒、难民潮和民生困顿，如乌克兰的粮食危机和巴勒斯坦的人道灾难，考验着全球治理的应急响应能力，亟需国际社会协同行动。其二，地区冲突外溢风险增大，可能引发更大范围的动荡，破坏全球供应链和安全稳定，这要求各国超越“零和思维”，践行习近平主席全球治理倡议中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推动对话与合作。其三，多边合作机制受到侵蚀，传统安全治理模式难以应对新型威胁，必须创新治理模式，以中国倡议的“共商共建共享”原则为基础，加强上合组织等区域合作平台，促进全球安全治理体系的改革与完善。
问：中国在稀土、关键矿产、锂电池和新能源汽车等方面的综合优势对塑造中国国际产业领导力上扮演了什么角色？您认为中美稀土竞争最终走势如何？
敦志刚：中国在稀土、关键矿产、锂电池和新能源汽车等领域的综合优势是塑造国际产业领导力的战略基石。首先，这些优势强化了中国在全球供应链中的主导地位，通过构建完整的产业生态链，提升了资源自主可控能力和国际议价权，从而在全球经济治理中增强话语权。其次，驱动了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使中国能够在高端制造和绿色技术领域引领潮流，并通过参与国际标准制定，塑造全球市场规则和竞争模式。最后，这些产业与全球可持续发展议程高度契合，助力中国在应对气候变化和推动能源转型中发挥领导作用，彰显负责任大国形象。总体而言，中国的综合优势不仅夯实了其产业根基，更为全球产业链重构注入了稳定性和前瞻性。
中美稀土竞争的未来走势将呈现竞争与合作交织的复杂平衡态势。一方面，竞争将持续加剧，美国力图通过供应链多元化和技术自主来削弱中国优势，但受制于资源整合、成本约束和产业化周期，中国在稀土加工和应用端的领先地位难以短期内被颠覆。另一方面，地缘政治和经济互依性将促使竞争与合作并存，双方可能在环境保护、资源可持续利用等共同关切领域寻求有限协作，以维护全球供应链稳定。长远来看，这一竞争或将推动形成多极化的资源格局，但中国凭借全产业链优势和战略韧性，仍将在国际稀土体系中保持核心影响力，最终走势趋于动态平衡，折射出新时代国际竞合关系的深刻变迁。
问：全球南方是中国外交的重要方向，在获得了部分产业的引领性优势这一背景下，中国越发倚重全球南方国家市场，您认为如何在确保常规商业交往的同时，又实现中国产业关键技术和知识产权的安全可控？如何避免出现中国企业以技术换市场带来的被动？
敦志刚：在拓展全球南方市场进程中，实现产业关键技术与知识产权安全可控需统筹兼顾商业交往与安全防护，这是推动高质量发展和维护国家经济安全的必然要求。首要的是构建健全的知识产权保护体系，中国应强化国内立法与执法，积极参与国际规则制定，为企业提供法律后盾，确保在跨境合作中核心技术不被侵蚀。其次，大力提升自主创新能力，通过增加研发投入、培育创新生态，减少对外技术依赖，形成以我为主的技术链和产业链，从而在开放竞争中保持主动。此外，加强国际合作风险管控，在商业协议中设置审慎条款，如技术出口限制和利益共享机制，实现互利共赢的同时守护核心资产。
为避免中国企业陷入以技术换市场的被动境地，需从战略高度构建以我为主、互利共赢的新型国际合作模式，这是提升国际竞争力和实现可持续开拓的关键。一方面，增强企业核心竞争力，鼓励通过自主创新和品牌建设提升产品附加值，而非单纯以技术让步换取市场准入，从而在谈判中占据主导地位。另一方面，优化市场进入策略，采用本地化生产、战略合资或轻资产运营等灵活方式，减少直接技术转移风险，实现市场渗透与技术保护的平衡。同时，发挥政策引导与支持作用，政府需提供宏观指导和风险预警，帮助企业制定长远战略，规避短期利益陷阱，推动合作从被动适应转向主动引领。
问：一流的全球领导力需要有一流的智库，如果对标美国一流智库矩阵，中国现有智库体系的优势与不足分别是哪些？
敦志刚：在全球智库发展格局中，中国智库体系凭借独特的制度环境和资源整合能力，展现出多方面的竞争优势。首先，政策协同与资源集中优势突出，在国家顶层设计引导下，智库能够高效调动政府、学术界和社会资源，形成协同效应，为宏观决策提供坚实支撑，这种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模式确保了智库产出与国家战略高度契合，提升了政策建议的实效性和执行力。其次，响应速度与实用性表现卓越，中国智库紧密跟踪国内外形势变化，能够迅速适应新兴挑战和机遇，输出及时、务实的分析报告和政策方案，这种敏捷性得益于其与决策层的紧密联动，使智库在危机管理和长期规划中发挥关键作用。最后，本土知识与文化嵌入优势明显，智库深植于中国社会文化土壤，对国情、民情和制度特征有深刻理解，产出的研究成果更具针对性和可操作性，为中国特色现代化道路提供了智力保障，增强了国内治理的适应性和韧性。
尽管优势显著，但对照美国一流智库矩阵，中国智库体系在国际竞争中也暴露出一系列不足。首先，国际话语权与影响力相对较弱，在全球议题设置、舆论引导和标准制定方面，中国智库往往处于跟随而非主导地位，其研究成果的国际传播力和认可度有限，这限制了其参与全球治理和塑造国际规则的能力。其次，机制灵活性与创新活力有待提升，受传统体制约束，智库在独立研究、批判性思维和前沿理论探索上存在短板，可能导致政策建议的同质化和保守倾向，难以激发突破性创新，影响其在快速变化的全球环境中的适应性。最后，全球化网络与合作深度不足，国际交流渠道和跨国合作项目较为有限，智库与海外同行、国际组织的互动不够深入，这削弱了其汲取全球智慧、拓展视野的能力，从而制约了智库在全球领导力竞争中的整体表现。
问：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全球化。您认为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中国智库学者需承担什么样的使命、担当才能更好地提振中国在国际事务中的影响力？
敦志刚：一、深化理论创新，贡献中国智慧。中国智库学者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首要使命是推动理论体系的创新与突破，以全球视野审视时代变革，贡献具有中国特色的学术思想和解决方案。当今世界正经历深刻调整，全球化进程面临新挑战，中国智库学者需立足国家发展实践，融合东方智慧与西方理论，构建兼具包容性和前瞻性的理论框架。他们应勇于担当思想引领者的角色，通过深入剖析国际秩序演变的内在逻辑，提出适应新时代的全球治理理念，如人类命运共同体等，从而增强中国在国际话语体系中的理论自信和影响力。这一过程不仅要求学者具备跨学科的知识储备，还需保持敏锐的时代洞察力，以学术创新支撑国家战略，使中国智慧成为全球公共产品的重要组成部分。
二、强化政策咨询，服务国家战略。中国智库学者的另一重要使命是为国家决策提供高质量的政策建议和战略支持，确保中国在国际事务中的行动更具科学性和有效性。面对复杂多变的全球环境，智库学者需深入分析国际政治经济趋势，识别机遇与风险，为国家外交、经贸和安全政策提供精准的智力支撑。他们应担当起政策实践者的责任，通过前瞻性研究和模拟推演，帮助国家规避潜在陷阱，优化国际合作路径。同时，学者们需加强与国际智库的协作，吸收全球优秀实践，但始终保持中国立场，推动政策建议既符合国家利益，又促进全球稳定与发展。这一担当要求学者兼具务实精神和战略眼光，使中国在国际舞台上展现出更加成熟和负责任的大国形象。
三、拓展国际对话，提升全球影响。中国智库学者还肩负着促进国际交流与文明互鉴的使命，通过扩大对话平台和增强软实力，提升中国在全球事务中的影响力和感召力。在百年变局中，国际舆论场多元交织，中国智库学者应积极投身全球学术网络，主持或参与高端论坛、联合研究等项目，传播中国声音，纠正误解偏见。他们需担当文化桥梁的角色，推动中外思想碰撞与融合，阐述中国发展的世界意义，例如在可持续发展、数字治理等领域分享中国经验。此外，学者们应培养国际视野下的叙事能力，用普遍接受的语言讲好中国故事，增强国际社会对中国政策的理解和认同，最终为构建开放包容的国际新秩序贡献中国力量。
（注：王英良，复旦大学国际政治经济学博士， FT中文网“资本与国家”专栏作家，主要研究跨国直接投资、中美政商关系等，目前正推动“中国学者百人百访”栏目，访谈对接微信号：porsche910114。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责编邮箱bo.liu@ftchinese.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