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莫斯塔尔的老桥岿然伫立在内雷特瓦河（Neretva River）的上方，这条河以碧绿到近乎翡翠的颜色闻名。一些河鸭在水面上曳游，它们时不时扑闪翅膀飞向岸边。偶尔会有男孩从桥的弧顶上跳进这条冰冷的河里。这座桥与这条河流的关系看上去十分亲密。
坐我对面的中国女孩有些兴致索然，她向我抱怨，这个城市简直太小了，除了这座桥，几乎没有什么可看的，就连桥本身，也并没有什么新鲜之处。她决定赶快回到萨拉热窝。
来到莫斯塔尔的旅人，活动半径通常不会超过一公里。这个已经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的旧城，以古桥为轴心，有一种静谧的欧洲小镇的风情，同时，在这里又能饱览深谷高山的错落。莫斯塔尔被两侧的群山环抱，它是一个沿着河流直直地生长的谷地。在每天清晨，太阳会从河的东岸升起，这时候城西的山顶十字架就会沐浴在晨光之中；黄昏夕阳西下时，阳光则从西侧斜照东侧的山峦，山坡上红色屋顶的石制矮房子组成了一个镶嵌画一样的整体，一派中欧的气象。
在桥的东岸，有清真寺的宣礼塔，你可以花费30马克登塔远眺，这是欣赏莫斯塔尔旧城最好的制高点。古桥的桥拱向上突出，在拱顶处形成了一个尖角——每个走过桥面的人都会感受到它的陡峭，以至于当地人为它铺设了凸起的石条，有点像路面上的减速带，尽管如此，我仍然好几次险些滑倒。
直到我从清真寺的宣礼塔俯瞰古桥，我才赫然明白了这其中设计的关窍：除了排水的效用，它高耸的外观显然另有所指——这个蒙古包般的形状，正像是清真寺的穹顶。这座古桥最初由奥斯曼帝国著名建筑师Mimar Hayreddin在1557-1566年间修建，它像是一种神圣的庇护。在和平的年月里，奥斯曼帝国像一双充满柔情又威严的大手，将散落的民居、街道、市集，以及不同信仰的人们，统统纳入它的秩序内部。
在近代民族主义兴起之前，帝国时代似乎的确享有某种珍贵的和平。但有时候你也不知道，这会不会只是一种对于“黄金时代”的幻觉，此时此刻，在夕阳的余晖里，莫斯塔尔的确显得美轮美奂，我必须在这里度过一个夜晚，无所事事的感受让我觉得时间陷入了某种凝结。这种感受会让人觉得，人类历史对于身份的痴迷愚蠢之至。
莫斯塔尔的老桥老桥的两岸隔开了信奉天主教的克族与信奉伊斯兰的波族。尽管在90年代波斯尼亚战争的大多数时候，克族与波族都共同抵御塞族的进攻，但克罗地亚人同样有着不可告人的阴谋与野望。克族领导层希望在波黑境内建立一个与克罗地亚紧密相连的自治区域——“赫尔采哥-波斯尼亚克体”（Herzeg-Bosnia entity），他们视莫斯塔尔及其周边地区为战略要地，试图通过军事行动实现对城市的控制。如此一来，波什尼亚克人腹背受敌。
1993年11月8日，克族炮火击中了桥的拱顶，大桥倒入河水，成为波黑战争中最具象征性的事件之一。桥的倒塌不仅阻断了通行，更象征着城市多元共存的断裂：东岸的波族与西岸的克族从此隔绝，桥下的内雷特瓦河成了无言的分界线。战后重建团队严格遵循奥斯曼工法，从河中打捞原石块，按古法铺设砂浆，桥梁在2004年得以复原。
“莫斯塔尔”的名字就来源于这座老桥。早在中世纪晚期，内雷特瓦河上已有木桥，桥边设有守卫哨所，守桥人被称为“mostari”。城市围绕这些桥卫而生，后来便以他们的称呼命名为“Mostar”。
内雷特瓦河上的河鸭坐在河边的小店，点上一杯咖啡或调酒，黄昏入夜的这段时间变得凉爽惬意；而到了夜晚，许多小餐馆都会支起炉火，人们被温暖包围。伊斯兰风情色彩温润的挂毯装点着室内，墙角摆着几盆绿植，叶子被火光镀上一层暗红。与冬天冷飕飕的萨拉热窝不同，莫斯塔尔四季宜人——冬季少雪，气温很少降到零度以下；夏季虽热却不燥，傍晚常有山谷间的微风吹下。它已然颇有一种地中海的风味。
中国游客可能会想起沈从文与他的湘西边城，那也是一座依水而生的城市，有桥、有渡口和有那些守桥的普通人。沈从文写的是一个温情与秩序并存的世界——外界风暴再大，河边仍有水声、篙声与人情的细节。更重要的是，你永远可以从“边城”的身上寻找生活的另类解法与世界的替代方案，就像沈从文将湘西作为中国现代性的异托邦。莫斯塔尔，似乎也在无声地对我诉说着什么。
2
第二天的闹钟将我唤醒，莫斯塔尔的夜晚很安详，我感到精力充沛。于是联系了一位司机兼导游，他是一位波什尼亚克穆斯林，搭载我一路向莫斯塔尔郊外驶去，旅程的下一站是一个叫布拉加伊（Blagaj）的小镇，它在市区南向12公里处，那里有一个闻名遐迩的隐修院。
司机指向他的右侧，他告诉我这里是莫斯塔尔国际机场，它曾经用于波斯尼亚战争时的军事行动，也曾是南斯拉夫人民军的航空训练基地。我们的左侧则是一座喀斯特地貌的山峰。
“作战时，敌人不知道这里的山体是相连的，就像一块马蹄铁。他们炸这一边的机场，我们的飞机就从另一边那座山的洞穴里飞出去，”司机有些眉飞色舞，像在说评书。很显然，他已经对无数位游客讲过了这个故事。
“更重要的是……”他停顿了一下，那语气好像幕布将要揭开，“我们这里曾是一间军事学校，而我们有过一个非常有名的学生，那就是卡扎菲”。
“是后来那位利比亚的总统吗？”
“当然。他的妻子就是莫斯塔尔人。卡扎菲在这里学习，期间遇到了他的妻子，她后来把自己的名字改成了索菲娅。”
“为什么卡扎菲会来到在莫斯塔尔？”我问到。
“哦，因为铁托，他是铁托的好朋友。他们都想要领导一个独立的国家。你知道铁托？”
“当然，那个共产主义者。”
我核实了一下这位司机的说法，它的确有迹可循。尽管利比亚官方宣称卡扎菲的妻子索菲娅出生于利比亚，但有根据一些媒体报道以及部分解密档案透露，她是来自莫斯塔尔的克罗地亚族人。卡扎菲掌权后不久，索菲娅便成为他的第二任妻子，并为他生了七个孩子，其中最大的孩子是臭名昭著的赛义夫•伊斯兰，他因“反人类罪”被国际刑事法院通缉。有报道称，萨菲娅的祖父伊万•法卡斯是一位匈牙利裔的低级官员，在波斯尼亚还是奥匈帝国的一部分时被派驻莫斯塔尔。
卡扎菲有意隐瞒妻子的出身，或许有一些革命合法性的考量，如果让外界知道，他有一位非穆斯林出身的、欧洲天主教白人（克罗地亚族）背景的妻子，似乎有违某种宗教虔诚与阿拉伯纯洁性。
往深里想，这桩婚事似乎也埋藏着冷战史的伏线——铁托与他的南斯拉夫是“不结盟运动”的核心成员，但人们心照不宣，所谓的“不结盟运动”在某种意义上也是第三世界相互扶持的一种默会同盟。尽管这已是公开的秘密，卡扎菲仍试图撇清自己曾经在南斯拉夫的军校背景，也是给予利比亚在两极间外交转圜的空间。如此想来，南斯拉夫或许并不像人们印象中的那样一味守成，它似乎也在暗中开展着一些积极进取的对外战略。
利比亚后来成为“不结盟运动”的积极成员，并大量购买铁托政权生产的武器。据信，南斯拉夫工程师曾参与为卡扎菲建造秘密掩体，而在90年代的南斯拉夫战争期间，的黎波里方面又是塞尔维亚民族主义领导人斯洛博丹•米洛舍维奇的坚定支持者，卡扎菲曾违反联合国禁运向其输送石油。
卡扎菲的名字像只是司机故事里的一枚奇异注脚，意外地揭开了波斯尼亚的真正位置——它从来不只是巴尔干的一隅，而是文明与权力的交汇地和竞技场。地理上，它是欧洲的山心；政治上，却像一块地壳缝隙——东西方的应力在这里相遇，彼此抵消又相互撕扯。
3
我们到达了布拉加伊，向一处山崖的底部驶去。光秃秃的石壁中赫然出现一个幽深的洞窟，一汪泉水从溶洞里流出，水势甚至有些湍急，布纳河就从这个溶洞里发源，据说它是整个欧洲大陆流量最大的喀斯特泉眼之一。仰头看它贫瘠的石壁，在这样的山体之下，居然有这样澹漾的活水，不可谓不是一个造物的奇迹。白色的修道院倚靠着崖壁而修建，这个隐修院是苏菲主义的道堂（Tekke），一处典型的奥斯曼-地中海混合风格的木石建筑。它初建于奥斯曼时期，历史上曾是贝克塔什、哈勒瓦提、纳格什班迪等教团的集会之地，至今每周仍有颂赞祈念（Zikr）的仪式。
在布纳河发源河口的布拉加伊的隐修院。当地的德尔维什（Dervish，即“苏菲苦行者”）强调以节制、纪律与持续的祈念来净化心灵，他们将这神秘的泉水视为真主安拉恩赐的象征，水洗净尘埃，心在水中得以澄明；而洞窟被看作通向内在的隐微密径，那里有真理（al-Ḥaqq）从中涌出。波斯尼亚的伊斯兰被时间打磨得去除了狂热的棱角，留下的是一地疲惫的信仰，疲惫得简直安详。
伊斯兰苏菲主义的节制与内省与波斯尼亚近代政治的喧嚣格格不入，这一奥斯曼帝国初期推崇的流派坚韧地在波斯尼亚扎下了根。苏菲主义（taṣawwuf）是伊斯兰教内部的灵修传统，起源于8世纪，它追求通过净化心灵（tazkiyat al-nafs）和对神的直接体验（maʿrifa）来超越已然沦为形式化的宗教建制。通过节制、沉默、劳作、祈念（dhikr），人类得以磨去自我欲望的尘埃，让心成为真理的镜面；这种直接经由个体经验与信仰通达真理的路径，很容易令人想起西欧的马丁•路德改革与中国的禅宗。11–12世纪后，苏菲主义制度化为教团（ṭarīqa）体系——每个教团围绕着导师与弟子运作，形成跨地域的社群网络。
布拉加伊的隐修院内景。Ines Aščerić-Todd所著《波斯尼亚的德尔维什与伊斯兰：苏菲主义在波斯尼亚穆斯林社会形成中的维度》（Dervishes and Islam in Bosnia: Sufi Dimensions to the Formation of Bosnian Muslim Society）中认为，波斯尼亚的伊斯兰化并非人们普遍以为的，通过奥斯曼帝国自上而下的强制改宗过程，而其实经由一种深度长期、自下而上的互渗与转化，而其动力则很大程度上来自苏菲主义的实践网络——它以德尔维什与他们的道堂作为中介。
Aščerić-Todd的研究发现，几乎所有早期城市——萨拉热窝、莫斯塔尔、特拉夫尼克——都最初围绕着一个道堂而生长。苏菲主义团体既提供精神庇护，也创造了经济网络，连“瓦克夫”（慈善基金）的管理都以他们为核心。在Ines Aščerić-Todd的书中，德尔维什的活动、道堂的扩散以及苏菲伦理在行会和城市生活中的渗透，使得宗教转化与社会现代化的早期形式几乎同时发生。
伊斯兰思想家伊本•阿拉比（Ibn ʿArabī）曾说，“真主在每个心灵中以不同的方式显现”，而另一句更著名的话出自苏菲主义奠基人之一的朱奈德•巴格达迪：“通向真主的道路有如众生的呼吸之数”。几乎所有苏菲主义“谢赫”（sheikh，即灵性导师）都宣扬对犹太与基督徒的宽容。学者们发现，在布拉加伊、莫斯塔尔等地的道堂里，常常能见到跨宗教访客。苏菲理念中“万物合一”（tawḥīd）的宇宙观被用作跨宗教共存的神学基础。苏菲主义追求的不是建立神权，而是心灵的自由。这种修行形式造就了一种特殊的宗教社会学——将超越性嵌入日常，灵性则转化为社会秩序的温和力量。
以此观点看来，波斯尼亚的伊斯兰并不是由政治强力征服塑形的，而是由苏菲伦理一点点在民间织就的。换句话说，世俗主义内生于波斯尼亚苏菲主义的神学之中——它是伊斯兰内部孕育出的“世俗现代性”。而宗教孕育了世俗性，世俗性也在反哺宗教：苏菲主义如同波斯尼亚伊斯兰的韧性机制，在战争与世俗化之后维系了宗教的活性，体现出“内在的世俗性”（immanent secularity）。许多的自由主义政治理论家都是“制度主义者”，他们始终在强调制度建构对于世俗化的意义，然而在波斯尼亚，这一逻辑似乎失效——制度并未先于信仰而来，相反，制度的温和性正是宗教的副产品。波斯尼亚的例证表明，世俗性也可以是一种灵性的产物，一种从心灵修炼而非政治设计中生成的现实感。
学者阿赫梅特•阿利巴希奇（Ahmet Alibašić）发表于2022年的一篇论文《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的穆斯林：冲突和变化中的（自我）感知》（Muslims in Bosnia and Herzegovina: Conflicting and Shifting (Self) Perceptions）中列出了详细的调查数据，可一窥波斯尼亚的穆斯林世俗化程度，在所有受访者中，59%认为宗教与现代性相容；54%认为宗教与科学可共存；62%喜爱西方流行文化；反对自杀式爆炸袭击的比率高达96%；92%支持女性穿戴选择权与离婚权；85%反对一夫多妻；仅15%支持沙里亚法作为基本法律，且其中多认为仅适用于穆斯林群体；只有5%支持宗教领袖参与政治；而高达84%支持加入北约，89%支持加入欧盟。
而这种由苏菲主义内生传统演进而来的世俗主义，也正在遭受某种外部的冲击与挑战，我留意到一篇名为《波黑伊斯兰教中苏菲主义的结构与空间位置》（The Structural and Spatial Position of Sufism within Islam in Bosnia and Herzegovina）的论文，文章认为，随着共产主义瓦解和宗教复兴浪潮的到来，苏菲主义的确重新焕发活力，成为波什尼亚克民族文化与宗教认同复兴的重要象征；但隐忧在于，这种复兴也与更广泛的地缘政治博弈密切相关——它在很大程度上得到了土耳其的支持，例如土耳其合作与协调署（TIKA）资助重建了多处苏菲场所，这种文化援助实际上是“新奥斯曼主义”（Neo-Ottomanism）的一部分，其旨在通过宗教与文化纽带重塑土耳其在巴尔干地区的影响力；而与此相对，来自阿拉伯海湾地区的力量则暗中支持波黑的萨拉菲派运动（Salafism），这是一种更接近伊斯兰逊尼派原教旨思潮，它质疑甚至敌视苏菲传统仪式，将其视为偏离正道的创新。若果真如此，苏菲主义及其未来的命运，或许取决于安卡拉与利雅得之间更大的地缘政治博弈。
布纳河与内雷特瓦河并流。司机带领我们来到一处桥头，布纳河从东向西缓流入谷，在这座桥下与内雷特瓦河并流，两河中间一个不知是人为还是天成的沟堑把两条河隔开，中间有植被顽强生长，它于是呈现出一种奇异的景象——布纳河不疾不徐，而内雷特瓦河湍流不息，仅仅几米之隔的两条河呈现出截然不同的性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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坐在副驾驶上的还有一位印度裔旅者，他来自宾夕法尼亚大学，这是他的巴尔干旅行的其中一站。他对我说：“我刚刚到了克罗地亚，虽然那里也很美，但我还是更喜欢波斯尼亚，因为这儿实在太便宜了。”
司机专门为他点了一首歌，它来自波黑家喻户晓的乐队Dubioza Kolektiv，歌名就叫《U.S.A》。这首歌发布于2011年。它有一种波斯尼亚的民歌风格，带有某种俏皮的韵律感，尤其适合车载音乐。我们的包车在山路上颠簸前行，车上的几人随着车身摇头晃脑，正好契合这首歌的拍子，像是一个音乐现场。
在这首歌里，波斯尼亚是一个被世界遗弃并抛下的没落之地，年轻人们失望困顿、经济凋敝、精神颓唐，美国相比起来像个“应许之地”，一个逃离困苦现实的遥远灯塔。
“我希望我能找到我需要的东西，我会像鸟儿一样自由/
现在我们像羊群中的绵羊一样被挤在贫民区/
我听到的所有承诺都变成了空话/
与世界其他地方完全脱节
……
“我来自波斯尼亚，请带我去美利坚，
我多想亲眼看看自由女神的容颜。
我已等不下去，请带我前往那片土地，
带我去金门大桥吧——我会融入那里的世界。”
但到了后来，歌词又话锋一转，乍现某种悲凉：
“有一天，当你走到尽头/
有一天。你终会明白/
有一天，你会回到自己的根——朋友啊/
世上没有哪一个地方，能比得上故乡。”
这首歌似乎在唱一种人类共同的命运，在此岸与彼岸之间悬浮，试图寻找出路却又折返。这首歌的欢脱律动似乎变成了一种苦中作乐的东西，流浪、迁徙、漂泊。像吉普赛人的乐声，或者马戏团小丑的眼泪。
波斯尼亚人开始对后冷战的普世价值失望了吗？
美国在波黑战争中的军事介入事实上促成了《代顿协议》的形成与波斯尼亚的独立，它曾是波什尼亚克人的铁杆盟友；但如今，美国也是以色列最坚实的盟友，因此它被波斯尼亚人视作加沙战争的某种“同谋”。
我问司机：“现在的莫斯塔尔，克族与波族还会有冲突吗？”
“不再有了，除了在足球场上。在莫斯塔尔，每个人都有不同信仰的朋友，人们的生活已经交织在了一起。世界上到处都有好人和坏人，但大家也都热爱和平，”司机答道，但他补充了一句，“除了犹太人，犹太人从来都不太平。”
我与那位印度裔游客同时陷入了沉默。
“上个月我碰到了一个以色列来的游客，我知道了以后问他，’你怎么看加沙的事’ ；他说，‘我们只是在做我们该做的。’ 我二话不说把他赶走了。”
“种族灭绝博物馆”坐落在莫斯塔尔旧城边缘的一座三层小楼里，司机强烈推荐我有空去这里看看，“相信我，这里的战争博物馆甚至要比萨拉热窝的做得更好。”
莫斯塔尔的“种族灭绝博物馆”我后来明白他指的“更好”是什么意思——它更压抑、更血淋淋，对塞族军队的控诉也更不加节制。我猜大概率因为，莫斯塔尔是一座只属于克罗地亚人与波什尼亚克人的城市，而他们可以更加肆无忌惮、不留情面地揭橥他们共同的敌人——塞族的所有罪行，这反而能够塑造这个城市的团结，而萨拉热窝则还需要顾忌三族之间某种脆弱的共和。
加沙战争会让波斯尼亚人回忆起曾经的萨拉热窝围城，他们的穆斯林同胞正在遭受饥饿与轰炸，对此他们感同身受。波斯尼亚人对于美国的好感正在减弱；与此同时，波斯尼亚人也开始发现，美国的民主似乎已经退潮，人们开始拥戴强人，并转向现实主义外交。
近处的“老欧洲”也是一副力不从心的光景。波斯尼亚战争结束后的三十年里，“欧洲一体化”“自由市场”“民主转型”这些曾被波斯尼亚人当作救赎性词汇的概念，如今都显得有些空洞。欧盟的入盟承诺始终在延宕，外资主导的经济改革并未带来繁荣，青年失业率长期居高不下。波斯尼亚人心浮动。
莫斯塔尔的城市风貌莫斯塔尔老桥破碎后重建，将两个纷争的文明再次连接在一起。内雷特瓦河在暮色中粼粼闪光，不舍昼夜地一心向西奔向亚得里亚海——波斯尼亚的大多数河流都向东而去，最终注入爱琴海，此河却是个例外。旧城的沿街商铺售卖着一些小挂件，它们清一色印刻着莫斯塔尔老桥的形象，这是这座城市的图腾。我想起一天之前的黄昏，我还在意兴阑珊地张望它，此刻，它的形象变得更加深沉，似乎在对我启示着什么：关于苏菲主义、关于世俗化、关于“文明的冲突”、关于“历史的终结”……
老桥依旧沉默如谜，不可索解，但我在这里似乎清晰无误地看到了欧洲尚未完成的灵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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