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你怎么看待中美两国目前在关键矿产领域的竞争？你观察到中美两国的政治动员与产业动员能力差异如何？
保罗斯：关键矿产行业很好地体现了各国在实施战略性产业政策和经济治国方略方面的能力差异。当我们比较中国、美国和欧盟时，这一点显而易见。自《中国制造2025》以来，甚至更早，中国就一直奉行在战略性行业（即其认为对未来发展尤为重要或自身最脆弱的行业）建立完整供应链的产业政策。中国政府对金融部门的控制及其在政治上引导国有和私营部门企业的能力，使其能够切实推行这一政策。这降低了中国的经济脆弱性，同时也使其出口管制成为经济治国方略的有效工具。美国和欧盟不同的政治体制以及政府与市场关系的性质，使得推行类似的政策变得困难。尤其是在欧盟，由于其契约框架，财政资源和引导资本的能力都更加有限。因此，尽管欧盟试图在国内推动关键矿产和其他战略性行业的发展，但其政策迄今为止效果不佳。美国在产业政策方面的财政能力可能远超欧盟，这在《降低通胀法》中得到了体现。此外，“挑选赢家”的政治约束至少在原则上较少。然而，与欧盟一样，美国早已放弃有效的产业政策，因此缺乏经验和政府能力。宣布对矿产和金属加征关税能否提供足够的经济激励，促使美国加大对这些行业的投资，这仍有待观察。即便如此，此类政策也根本无法解决关键行业供应链建设相关的各种协调问题。
问：你怎么看待目前中国经济的转型？其中劳资矛盾冲突的风险可能集中在哪些行业？如何进行这类风险预防？
保罗斯：我认为，劳动力在中国经济中的作用将是未来经济发展轨迹的关键。在中国的“赶超式”增长中，劳动力处于从属地位，劳动收入占比和家庭消费相对于利润和投资而言有所下降。近年来，这一趋势有所遏制，但并未得到实质性扭转。
罢工等公开的劳资冲突大多是由恶劣的工作条件、拖欠工资和违反劳动法引起的。竞争是阻碍个别企业解决根本问题的因素。企业和工人需要跨部门协调来解决这些问题。遗憾的是，中国劳动关系体系在制度上尚不足以促进这种协调。
从宏观经济角度来看，消费占中国经济比重低已是众所周知的事实，这限制了中国经济增长。另一方面，投资驱动型增长模式也面临越来越严重的浪费风险。最近，就连政府最高层也对某些行业可能出现的“内卷化”和产能过剩发出了警告。这些发展趋势是由中国增长模式中系统性地支持投资、牺牲居民消费的政策所驱动的。如果经济再平衡未能成功，中国将面临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类似的“过度积累危机”。协调一致的工资谈判可以在提高工资和居民消费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尤其是在低收入家庭中。同时，它还可以解决一些“内卷化”竞争的驱动因素。广东省在21世纪初曾尝试过这种做法，但此后进展甚微。
（注：王英良，复旦大学国际政治经济学博士，中开国际事务（NEIA）评论与研究主笔，主要研究产业投资与国家竞争，目前正在推动辐射全球的“全球杰出学者百人百访”栏目，力求以新颖的视角呈现世界与中国互动的信号与动态，微信号：porsche910114。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责编邮箱bo.liu@ftchinese.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