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平价肥牛卷、原切牛腱肉到上脑牛排......来自巴西、阿根廷、乌拉圭等南美洲的牛肉，正以前所未有价格优势，走进电商平台的货架和中国消费者的餐桌。
近五年来，中国稳居巴西牛肉出口首要目的地。2024 年，巴西近一半（约47%）的牛肉出口量涌向中国市场，总值高达数十亿美元。这种史无前例的需求，在 2025 年 9 月再次达到峰值。依据巴西冷冻食品协会（Abrafrigo）数字，巴西对华出口同比再增 38.3%，达 187,340 吨，创下单月历史新高。为满足中国海关总署严苛的动物疫病防控标准，特别是针对疯牛病（BSE）的风险管理，巴西规定出口中国的去骨牛肉必须为30月龄以下。这一规定直接催生了所谓的“中国牛”，专门供应中国市场。
然而，在蓬勃的牛肉出口市场背后，养牛业被公认为是亚马孙地区毁林的头号驱动因素。在历史上被砍伐的亚马孙雨林土地中，有高达90%以上最终被用于修建牧场。
传统的环境监管和禁令难以有效遏制广袤地区的毁林行为，这一问题在巴西始终屡禁不止。 面对这一僵局，中巴多家机构开始转变思路，看到了“中国牛”作为需求的杠杆力——即利用市场对“合格牛肉”的需求，倒逼生产端进行变革。他们希望将这股作用力，直接推动巴西牛肉供应链实现“零毁林”标准，来保护亚马孙岌岌可危的森林。绿色和平巴西办公室森林项目经理的克里斯蒂安•马泽蒂(Cristiane Mazzetti) 指出：“中巴牛肉追溯对于出口要求、环境标准的落实，这将是一个改变游戏规则的机会。”
信号
巴西是全球最大的牛肉出口国，其中 43% 的牛群分布在亚马孙地区。过去十余年，外界曾寄望于以协议驱动的治理模式能遏制毁林。
2009 年，绿色和平发布《屠杀亚马孙》报告，首次系统揭示大型加工企业通过复杂供应链采购非法毁林区域的牛只，导致亚马孙雨林加速消失，引发全球供应链震荡，迫使 JBS、Marfrig、Minerva、Bertin 四家公司签署“零毁林”采购协议。
但承诺并未扭转趋势。监测机构Trase分析显示，2020 年亚马孙地区每生产 1000 吨牛肉需砍伐 893 公顷森林；到 2023 年，这一数字上升至 1300 公顷，毁林强度在十多年里增加 50%。巴西国家空间研究院（INPE）数据显示，从2024年7月起的12个月内，即使森林砍伐面积创下最大降幅，亚马孙还是失去6288平方公里森林。
在巴西贝伦举行的COP30 的一场边会上，亚马孙环境研究所（IPAM）执行主任安德烈•吉马良斯（André Guimarães）指出，巴西的增长路径是“以牺牲塞拉多与亚马孙森林为前提”，“并不能作为未来发展的基础”。
与此同时，中国正在成为这条供应链最重要的终点之一。巴西牛肉出口商协会（ABIEC）数据显示，2009 至 2022 年，巴西对华牛肉出口增长 476%。
在庞大贸易量的背后，与澳洲、巴拉圭进口牛肉相比，巴西牛肉在中国市场却缺乏相应的认知与标准。“一个月几千条货柜运到中国，但消费者对巴西牛肉几乎没有概念。”天津市肉类协会会长邢艳玲称。
而随着中国大型采购方上市公司或央企的 ESG 要求持续上升，“一旦供应链被证明涉及非法毁林，将可能面临巨大损失”，推动中巴合作可追溯的贝拉特拉咨询管理（上海）有限公司（BellaTerra Consulting，以下简称“贝拉咨询”）的韩展说道。因此，他们有理由要求提高可追溯性与供应链透明度。
北京顺鑫环境研究所（Evergreen）执行主任任鹏曾多次走访巴西牧场与屠宰企业。他注意到，在不少工厂里，生产线往往分为两套：一套专供强调“零毁林”标准的欧洲市场；另一套则面向对目前没有明确供应链可持续要求相对宽松的买家。有农场主毫不避讳地表示，“剩下的就都卖给中国”。“我希望这项合作至少能传递一个信号，中国市场也是关注此事的。”任鹏说。
在他看来，这对国内市场同样重要，“中国对毁林有非常严格的红线限制，而巴西毁林牛肉成本低，对国内牛肉市场形成贸易挤压。”根据食通社报道，在2024年，进口牛肉价格平均为34元/公斤，其加上运输和流通成本，也远低于我国本地市场约68元/公斤的牛肉批发价，低价进口正在重塑国内牛肉行业结构，国内养牛进入成本恶性循环。
从更深远的角度看，“（作为）这么大的消费市场，中国还没有统一的重要农业商品的可持续性标准，”任鹏说，“这意味着把定义标准的话语权拱手第三方”。
中巴双方都意识到，需要构建一个可互认、可稽核、跨系统联通的数据框架，以弥补监管盲区。民间机构从中试水推动，任鹏尝试推动建立一个依靠官方威信力可验证的系统。另一个合作项目中，贝拉咨询成为巴西农林管理与认证研究所（Imaflora）的长期合作伙伴，支持其在中国推进 Beef on Track 项目。
在项目的设想下，利用地理空间监测和数据分析等技术，可以构建一条透明化的牛肉“全生命周期”供应链：从牧场、到屠宰场、加工厂，直到消费者的餐桌，确保每一块牛肉都真正来自“零毁林”区域。
然而，当推动者真正介入议题后才发现，实现“牛肉可追溯”的难题不止在于技术，更考验中巴之间的跨国合作、产业竞争与政治信任。
潜入深水
推动者首先面临的是技术层面的问题。IPAM 研究指出，与“固定在土地上”的大豆不同，牛是流动的。牛肉供应链必须同时监控“动物个体”与“土地（牧场）”。然而牛只在不同类型的农户之间移动——有人专门养犊牛，有人负责育成，还有人负责最后的育肥——这一环节式生产结构让“牛只–农场”之间的绑定变得格外棘手。
亚马孙人与环境协会Imazon的评估揭示了另一层现实。获得中国出口许可的肉类加工企业中，87% 与联邦检察官签署了零毁林协议，并掌握着约 25% 的屠宰产能。但在 31 家获准对华出口的企业中，有 25 家的运营区域仍覆盖了超过30万公顷的毁林风险区。更关键的是，没有一家企业能够通过巴西牛肉供应链透明度与风险评估系统 Radar Verde问卷证明其具备有效的供应链管控能力，因此全部未能达到中国肉类协会对披露义务及高毁林风险采购限制的要求。也就是说，零毁林协议根本无力约束企业行为。
究其根源，企业治理能力的缺失导致对零毁林的承诺只能变成“空头支票”。这些缺口在进一步的数据分析中清晰可见：94% 的企业在供应链政策透明度方面表现不佳或完全缺失。约一半屠宰场（占 63% 的产能）能够对直接供应商实施较强管控，但对“间接供应商”几乎无能为力，而间接供应正是风险的源头。
绿色和平今年发布的《JBS：煮熟地球》报告说明：JBS 等大型企业仍在“牛只洗白”的灰色地带徘徊。所谓“牛只洗白”，绿色和平克里斯蒂安•马泽蒂(Cristiane Mazzetti)解释：“同一头牛可能经过多家农场，甚至被故意送往被视为‘干净’的农场，以便最终能卖给屠宰场。”间接供应不被纳入合规协议，整个体系自然留下了系统性盲区。
技术难题之上，还有更深层的政治障碍。在中国，没有专门协调大宗农产品环境风险的跨部门机制，消费者对“零毁林牛肉”的需求尚未形成，贸易议题也无法简单纳入国家 NDC（国家自主贡献）框架。原因很直接：碳排放发生在巴西，而非中国。任鹏说：“没有一个部门能‘拍板’此事，牵扯众多部门，这确实是一个现状。”
在巴西，形势更为复杂。宏观上看，巴西的环境部与农业部分属不同政治逻辑，一个强调森林保护，一个强调经济增长，双方政策相互掣肘；加上联邦制结构导致中央政策难以下沉执行，使得监管碎片化、博弈长期化。
“巴西本应建立一套全国性的追溯体系，将牧场信息与单头牛只的流转情况相连接，并利用图像等技术实时监测牧场状况。”亚马孙人与环境协会Imazon 的副研究员保罗•巴雷托（Paulo Barreto） 解释。然而，这一系统始终未能落地。“因为农户也是抵制可追溯和透明度建设的一股强大力量，他们不愿让外界看到每个牧场里实际发生的事情，政府因此没有推进下去。”
此外，中小农户的利益敏感、政治和经济风险的叠加，让制度改革更显艰难。任鹏总结道：“当政府人员面临政治、经济甚至人身安全风险时，会更愿意维持现状。”
另一道难以绕开的鸿沟来自数据互操作性与互信不足。任鹏解释，巴西已有多个追溯系统，并涉及联邦农业体系、可持续性平台，以及尚未完全协调的通行证制度；中国则由市场监管体系负责食品安全相关的追溯管理。双方系统尚未实现兼容，也未形成相互承认的标准。
因此，尽管这一问题常被表述为“技术问题”，但受访者的判断高度一致：真正的瓶颈从来不是技术，而是政治、经济与制度结构。
在新法规落地之前，巴西难以推动更严格的追溯制度；而中国则谨慎避免触及可能被视为“干涉内政”的敏感边界。